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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那屆，第一名是我跟我同班很多節的同學（我們每一個科目都能力分班或採學分制），好像是進常春藤其中一間的樣子。當時我覺得他人還ＯＫ，只是每次考試完就小聲地到處問別人考幾分，我是都不給他看，覺得我好不容易從台灣來終於沒有成績壓力，不想再受這樣的氣。沒想到有天學校取消他 valedictorian 的資格了，因為他爆出收錢考試漏答案的作弊行為，鬧得整個學校沸沸揚揚。

學校把 valedictorian 的資格給了申請上芝加哥大學的第二名，是第一名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同班同學。結果畢業前幾個禮拜，致詞稿都已經給學校審核完畢了，又爆出他對女生罵髒話，罵人家是妓女。學校很生氣，又把他給取消掉了。學校覺得煩了，就不想再指定 valedictorian 了。

所以我們這一屆是最沒有光榮的一屆，沒有 valedictorian 致詞。我心想，又不是我們每個人都這樣，我們其他人替他倆背了黑鍋感覺真不好！

最後我們再來談談 Justice，搭上最近 Makiyo 的案子。

其實我看完新聞的第一個感覺是，一定有很多外國人搖頭，難道台灣的正義是要有人帶頭，承擔最大風險，其他人才會敢出來提供證據或說公道話嗎？現在不是已經解嚴了20年了嗎？還是對暴力的恐懼感太深層？這樣怎麼保護自己的利益呢？（不是只指直接利益）無怪乎台灣政治也是如此。

最扯的是第一時間有附近幾人錄影，也有計程車路過，出來看一下又害怕縮回汽車內了。台北街頭這種半夜都燈火通明，四處有人的地方，竟然大家沒有共識分工合作，直接去把人拉開，並且同時報警！這樣外國人真不敢去台灣玩了！

然後媒體24小時只炒這條新聞，重點永遠停留在被害人和施暴者，沒有去檢討長久以來我們是把社會變得什麼樣了，為什麼今天打完了才有人援助？

台灣需要好好檢討我們如何因為自私不想惹麻煩、恐懼暴力、追求表面的「和諧社會」而縱容了非常多不公不義的行為。這點是和外國人有直接性的價值觀衝突，他們寧可上街衝撞，也不允許不公不義。我舉個例子：

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，蘇聯老大哥接著說願意退讓，東德政府和東德秘密警察頓時失去後盾，很多民運人士馬上想到秘密警察會毀滅證據，於是在幾個大城，攻破秘密警察的辦公室，把資料全部用封條封起來，警察還幫忙呢！現在這些資料成為東德人可以查詢的資料庫（允許受害者查詢並公佈被秘密監視的情資和監控者姓名），近兩百萬東德人查閱過自己的檔案，也成為研究當時秘密警察和政治的重要資料。（有個當時秘密警察的辦公室現在開放參觀，影片在最下方）

台灣呢？人事二的那些資料呢？我不得不譴責台灣人的短視近利和畏畏縮縮。

如果你是愛財的人，我可以告訴你社會和政治的不安定和隱憂，其實才是很多外國中小企業評估來臺投資的第一要件，因為隨時會爆炸的風險，再多錢也保不了。

過年前我在台灣某個郵局要劃撥，剛到就有個穿西裝的40歲男士對著郵局內的辦事人員咆哮：「你們怎麼只有ＸＸ報？我看到ＸＸ報就討厭！蘋果也是！你們要有其他的報紙！」罵到辦事人員臭頭，不敢吭一聲，所有在郵局的人，約10個人也不敢吭一聲。

我就知道台灣人又再害怕了。我不出一聲，靜靜地觀察，等到他要下樓離去了，後面也有人要下樓了，我突然叫住他：「這位先生，你剛才不想看報紙就不要看嘛！」他抬頭有點呆住，說：「沒有啊，我只是說不能只有一種報紙。」我大聲回說：「那你也不用那麼生氣啊！這裡又不是你家，想看什麼報紙就有。不想看沒有人逼你！」然後我就不及不徐轉頭結束對話（其實雙腿發軟，這是小時候就種下的恐懼感，但是我知道我該做什麼）。那人看不能也沒有時間上樓回來跟我嗆，就下樓回家了。我一轉頭回來，就看到整個郵局的人都在暗爽，眼睛都笑瞇瞇的。哎，連人走了都不敢笑出來！過了幾分鐘，郵局的辦事人員開始小吵架，因為職員建議主管要加買其他的報紙，我真是昏倒！難道郵局要變成圖書館嗎？以後乾脆提供咖啡好了，還不同牌子的咖啡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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